为什么苏联的经济体制在经历了许多年的经济增长之后却被证实是无法生存的？不难理解，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原苏联各共和国的经济危机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无暇顾及这个值得反思的问题。现在看来问题的答案似乎显而易见。但是，苏联经济体制的突然崩溃当时确实令许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大吃一惊，有关这个体制崩溃的原由事前并没有被人们注意到。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将为所有国家，包括原苏联各共和国自己的发展，提供值得借鉴的教训。
虽然完全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几乎已经从人们的经济生活中消失，但是，许多国家的政府仍然试想影响资本投资的数量和类型。一项对全靠资本积累获得的经济增长的重新考察，可作为这种试想的佐证。我们的考察根据西方及俄国的大量有关文献，再次证实了这些文献中的许多结论，但是仍有两个令人吃惊的重要发现：
● 依靠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最初速度可能很快，但随后突然下降：60年代前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是从1960至1987年，就投资和教育比率而言，苏联的经济增长情况是世界上最糟的——甚至低于人们一般所认为的水平。
● 虽然过分地依赖资本积累常常被认为是苏联经济体制业绩不佳的主要原因，但是事实上一些业绩良好的国家对资本积累的依赖程度也很高。苏联经验的特殊之处不在于对投资的依赖，或投资的平均收益低，而在于其经济体制僵化使投资收益迅速下降。
增长率比较
苏联最后十年的经济增长率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增长率相比结果如何？1960至1989年苏联的人均经济增长率是2．4％，略高于世界中等水平。这个显然很适中的增长率是根据如哈佛大学的Abram Bergson等一代西方学者的研究结果估算的。
然而，恰如其分的评估要求我们将一国的经济业绩即它的产出与投入量（如投入的资本）联系起来。Stonehenge（英格兰Salis bury平原上的史前巨石柱——译者注 ）之所以是个奇迹，那是因为它是几乎没有使用资本设备建造起来的；今天如果有谁动用重型机器设备在十多年中垒起一小堆石头，我们谁也不会为此所打动。一旦我们认识到1960至1989年间苏联的投资率是世界上最高的，而增长率只达到全球的平均水平时，我们就会感到苏联的经济增长状况看上去并不令人满意——或者对苏联百姓来说不划算。
我们可以利用所有国家人均经济增长与入学率（有利于增长的因素）、人口增长率（不利于人均增长的因素）、实物资本投资率（有利于增长的因素）相关性的平均统计资料，进一步进行这种国际比较。事实上苏联的所有这些因素都很有利于经济增长：除了投资率高以外，它是世界上中学入学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人口增长率异乎寻常的低。
苏联的增长率只相当于各国的平均水平，因此其经济发展中实际上存在着很大一部分负的余差，我们可将此归咎于苏联经济原本就不是典型的经济。将苏联的余差与其他（也对全国实行控制的）国家相比，我们得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从1960到1989年，苏联的负增长余差最大，因此是世界上经济效益最差的国家。对比一下苏联公民为了追求高投资和入学率而被迫放弃的个人消费有多大，我们就会感到，苏联产出的增长率与按国际标准计算的结果相差甚远。
事情并未结束，因为1960年以前苏联经济增长出奇的好。如果我们分别对过去40年苏联经济增长余差情况重新进行测算，将会发现：50年代苏联的经济增长余差是正数（见图1）。即便考虑到50年代苏联投资率已经较高，苏联在那个时代的经济增长业绩也是十分令人满意的。事实上，50年代苏联经济增长情况非常好，以至于早期的增长理论家们曾将其视为反映低效的资源配置如何不影响到长期增长率的一个典范。经济学家们，如John Kenneth Galbraiith曾预言东西方之间的经济差距在缩小。但是，60年代苏联的经济增长余差呈负数；70年代和80年代，苏联的经济增长状况进一步恶化。本文显示的苏联经济增长余差不仅考虑到如何将苏联的经济增长与其高投资本应带来的经济增长相比较，而且考虑到如何将苏联的经济增长与同期内世界经济平均增长水平相比较。70年代和80年代，世界平均增长率下降，但是苏联增长情况尤为恶化，其表现是负余差不断增大。
总之，苏联的经济增长情况起初令人十分满意，随后逐步恶化。如果苏联经济体制始终导致经济增长不佳，其原因比较好解释，可归咎于低效益和投资配置不合理，但是现在这种状况就比较难解释了。为此，我们必须了解，由一定的投资引起的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如此明显地恶化的。
国防，低士气
有这样一种流行的观点：1979至1987年间因苏阿战争和星球大战计划而增加的军费开支对于苏联经济制度有如芒刺在背。然而有关资料表明，尽管军费开支过高确实导致苏联经济增长放慢，但是其影响的程度很小，微不足道。据苏联防务问题专家D- mitri Steinberg估计，增加的这笔军费支出只相当于GDP的1.6个百分点，我们只能将1960至1987年间苏联增长率下降幅度的0.15个百分点归因于军费开支的增加。事实上，苏联军费开支长期增长发生在1960年以前，即我们试图分析的经济增长下降期之前。
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苏联劳动力无组织无纪律和士气低落助长了苏联的解体。我们在实际分析中确实发现一些佐证。对苏联流亡者的调查披露，年轻一代的不满情绪远超过老一代人，这或许是苏联缺少几代人之间的理解与支持。从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这以后戈尔巴乔夫发动了反酗酒运动）酗酒现象迅速蔓延，但是经济增长迅速的国家酒的消费量也在上升。可见，丧失士气无疑是个重要的问题，必然反映并成为增长放慢的原因。
错误的增长模式
经济文献中有关苏联经济增长状况恶化的一个最为流行的推论是外延型增长说：即苏联过分地将资本积累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资本增长快于劳动力等其他投入的增长可能会导致资本收益递减，即使资本持续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产出的增长也会下降。所谓外延型增长的定义是，资本存最的增长快于产出的增长。苏联的资本存量与产出的比率的确一度曾以惊人的速度上升——1950至19 87年间每年增长约2．5％——这支持了有关苏联依靠外延型增长的传统观点。
然而，这种传统观点存在着一个问题。与传统的观点相悖，苏联资本产出率上升不足为奇：许多国家的资本产出比率也呈上升趋势。不仅如此，战后时期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都在这种外延型增长的国家之列。斯坦福大学的Jongil Kim 和 Lawrece Lau估计，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省1960至1990年间资本产出率年均增长幅度超过3％，高于苏联同期的增长幅度。麻省理工学院的Alwyn Young关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结论，并在这类国家和地区中加上了新加坡。造成苏联低效益状况的原因并不在于外延型增长模式本身，而在于其外延型增长的效益低。
为什么一种外延型增长的经济创造了东亚奇迹，而另一种却促使苏联解体？哈佛大学的Martin Weitzman几年前就曾揭示过一个神秘的、但是却十分重要的原因。在市场经济中，资本（即机器设备）可以轻而易举地替代人力，进而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即便劳动力不增长时亦如此。经济增长最终可能会放慢，但是，远不会骤然下降 ，只要这种替代很容易。利用产出、资本存量和受雇劳动力的数据估算一个生产函数 ，我们可以分别计算出苏联以及市场经济国家中的这种替代的难易程度。
Weitzman发现（我们已用最新的数据加以证实），在苏联，资本替代劳动力的情况极不理想。在市场经济中，这种替代非常容易，为此每个劳动力可以生产原先要由更多劳动力提供的产品。苏联经济看来受到一种技术条件的约束，这种技术几乎不需要随着时间而改变资本与劳动力的构成：总是一部机器，一个工人。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苏联的经济最初增长很快，而以后却明显下降了。在开始阶段，资本稀缺：并非所有的工人都可以配备机器。将机器提供给原来没有机器的工人将会产生很高的效益；只要还有工人没有配备上机器，这种效益会始终保持很高 。然而，当所有的工人都将配备上机器，新增机器的收益率最终将会下降到几乎为零 。我们在苏联工业部门中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格局，我们估计了这个部门自1950年以来的资本收益率（见图2）。资本收益率在5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很高并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随着资本与劳动力供给的饱和，1960年以后，资本收益率急剧下降；到70年代中期，苏联工业部门新投资的收益率实际上为零。苏联其他经济部门的情况同样如此。
为什么投资效益下降
为什么在市场经济中资本能够比较容易地替代劳动力，而苏联的资本与劳动力比率却几乎固定不变？尽管还需要进行很多的研究，但是我们可以作个推测。考虑一下以下的设想。在象苏联这样的经济体制中，计划者们要决定在其法律管辖下的企业资本货物的种类和数量。计划者们或许可以从企业方面获得一些有关所需要的资本货物类型的反馈信息，但是，计划工作的职责范围使得决策者们很难在决定资本分配时充分地借鉴企业反馈来的信息。计划者们可能更愿意对资本货物进行均匀的分配，这样便于计算和在企业间进行分配。资本货物项目内容范围狭窄，也使中央管理当局很容易及时掌握有关的技术知识。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计划者们把自己局限在种类有限的资本货物——拖拉机、钻床等（类似的情况是，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计划者们为工人和技术人员们传授僵化的、范围狭小的专业知识）。在我们的设想中，只能得到一种类型的机器，因此，投资仅仅是为了向越来越多的工人提供机器，直到所有的人都拥有机器。
在市场经济中，我们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设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院的Paul Ro- mer，普林斯顿大学的Gene Grossman和特拉维夫大学的Elhanan Helpman有关增长问题的研究强调，资本货物的多样性不断增加，对于保持市场经济增长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分散、独立的经营者们需要（而资本货物生产者们供给）一大批不同类型的资本货物，以对利润刺激作出反应。这样多的资本货物远不是计划者们能够配置和监控的 。在市场经济中，当用一种资本货物替代劳动力的可能性耗尽时，企业可以转向另一种资本货物。市场的激励作用可以使人们不断开发出在生产中有用的（包括适应于具有更大灵活性的、范围广泛的、具有广泛教育培训基础的人力资本的）、范围十分广泛的资本货物。在市场经济下，用数控钻床替代工人的劳动，对工人进行数控和计算机化库存控制系统技术培训，比在苏联用另一种简单的钻床替代工人更为容易。
教训是什么？由于政治压力和信息不灵导致资源配置方面的决策失误，通过上层强加的投资可以导致低收益，这一点往往能被人们所理解。而苏联的例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额外的、不大为人理解的教训，即由于政府不断地对那些已经过时了的资本货物追加投资，这类资本货物节省劳动力的潜力很快地耗尽，所以，这类投资的收益急转直下。不难理解政府是如何错误地、不断地对投资进行过于严格的控制，因为，这种战略在政府偏好的资本货物最初十分匮乏时，可能带来经济增长。
质量评价
人们关注着政府控制的投资收益率下降，苏联的经验也表明仅靠高投资不足以实现快速的增长。这一点很有用，它修正了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发展政策的讨论过分强调投资的数量而不注重质量的倾向。
其他研究表明，单用资本积累的质量并不能对各国经济增长的差异作出充分的解释。5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Robert Solow有关测算经济增长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即物质资本积累在工业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超过1／4。世界银行的Ross Le- vin和弗吉尼亚大学的Robert King有关经济增长测算的最新研究发现，资本积累的数量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只有40％。MagnusBlomstrom，Robert Lipsey，Mario Zejan等研究人员对此问题争议更大，他们最近在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项研究中提出，是经济增长引起投资增长而不是投资导致经济增长。有关增长的许多新观点和旧观点都提出，采用更先进的技术的过程——这是对公司最为敏感的经济激励因素 ——是促进增长的关键性因素。
面对经济增长放慢的局面，决策者们常常被诱导通过增加政府自己的资本积累来增加投资。事实上，苏联的改革者们在80年代中期对经济增长状况不佳作出的最先反映就是增加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这种对策没能成功地避免日益加深的体制危机。今天许多前苏联的共和国仍然在采取同样的对策。
虽然有关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目前尚有争议，但是，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比较可靠的结论，即过分地依赖于增加物质资本在数量上对GDP的比重并不是有用的良策。人为地增加投资——如增加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并不一定会促进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下降作出的适当反应是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以利于促进整个生产力的增长 ，采用新的技术和增加高质量的私人投资。政府可以通过提供长期的公共设施，如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和医疗保健设施等，发挥支持作用，政府的这个作用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发挥得不好。
希伯莱大学的Gur Ofer富有洞察力地指出，苏联体制的特点是急于求成。苏联的管理者们试图用短期的增长来实现计划目标，但却忽略了满足长期发展的需要，如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等。这种短期行为在苏联的人力资本积累方面也存在。旧体制下发展情况最糟的，是医疗保健体系恶化。在各种因素中，医疗保健体系恶化导致70年代初男人的预期寿命惊人地缩短，与此同时，收入水平不同的其他国家预期寿命却都有所增加。
这种急于求成的倾向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苏联的投资质量比较低；这种偏向也给前苏联各共和国留下了一份令人遗憾的基础设施和环境危机遗产，这一点有目共睹。为了扭转这种忽视长期发展需要的局面，这些共和国的继承者们必须对这些领域注入资金。
可能会有不同的结局吗？
回首往事，一个诱人的想法是，如果苏联的体制早在60年代就开始改革，可能会取得成功。但是，不要忘记60年代Kosygin的改革并没有成功地阻止经济增长下滑。苏联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是——任何一个由国家严格管理的经济体制都可能存在着这种缺陷——它只办成过很少一些事。毋庸置疑，只要这个体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不变，投资收益递减的情况就会更加严重。
苏联的教训看来对那些政府严格控制着投资的类型和数量的国家，包括前苏联的共和国特别有意义。这些政府在投资规模方面取得的成就往往高于其在投资质量方面的成就。1950至1989年间苏联的经验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大规模的投资并不能成功地保证长期增长。更沉重的教训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大量的干预在短期内可能使经济有所增长，但是从长期看只会导致经济停滞。
有关本题的详细情况见作者：《苏联经济下降：历史资料与各共和国资料》，世界银行工作文件1284号，1994年4月；国别经济局研究工作报告4735号，1994年5月。
【专栏】
为什么苏联的中亚共和国情况尤其可怕
如果从整体上看，苏联经济戏剧性地表明其只靠投资不会获得增长，国家直接投资尤其得不到报偿，那么苏联中亚地区就是最典型的。
根据最乐观的官方资料显示（见图3），1970至1990年间中亚各共和国尽管每个工人占有资本的比率增长很快，但是每个工人的产出率却最低。1970至1990年间，各个部门的情况更引人注目，土库曼斯坦虽然每个工人年均占有资本的比率增长了6％，但是每个工人的年均工业产出率却下降1％；乌兹别克斯坦农业部门中人均资本年均增长率为5％，但是人均产出率却下降了2％。
为什么这些共和国的表现如此不佳？其中一个原因是苏联政府错误地让这些共和国主要生产其并无竞争优势的产品。也许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所谓水浇棉花生产，它使土壤受到污染，咸海萎缩，只生产出令人失望的很少一点棉花。更为典型的是，中亚各共和国的农业就业人口与根据它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和自然条件应有的水平相比大得多。的确，对不同部门和不同共和国的资料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部门之间不合理的结构和各类要素生产力增长状况不佳之间具有统计相关性。
另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教育水平低下，这个因素在有关经济增长状况的国际比较研究中经常提到。发展较快的西部各共和国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占总人口的比重，几乎是苏联中亚各共和国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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