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9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了关于临时自治协议原则的声明，它提出把管理西岸和加沙地带的职责逐步移交给巴勒斯坦当局。人们期望，自治的实现和政治及社会紧张局势的缓和能为巴勒斯坦人民带来一个经济迅速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新时期。这种期望因1994年4月签定的经济关系协定而得到了强化。该协定概述了巴勒斯坦当局在主要经济领域中的职责，展望了以巴双方开展密切的经济合作的形势。巴方关于机构建设和执行由私营部门牵头的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承诺也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值。捐赠团体保证要提供慷慨的支持，支持的内容也逐步从紧急援助转变为公共投资项目。
但是，上述协定带来的希望破灭了。自1993年以来，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巴勒斯坦人的失业率上升到30％左右；对外贸易减少了，公共投资计划也遭到了破坏。到1997年，失业率比1993年的水平又增加了13个百分点，实际人均收入则下降了20％。发展国内生产力基础和改善有形基础设施的工作进行得不多。尤其令人不安的是私营部门丧失了信心，而这个部门曾一直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1993至1997年间，私人投资占GDP的份额估计从19％下降到10％（见图1）。究竟出了什么差错？
历史
私人对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投资发展过程和构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对以色列贸易额和格局的变化。以色列于1967年占领西岸和加沙地带后，这些地区的对外贸易迅速转向以色列，而以前则仅限于与财力和发展水平相近的邻国。以色列是一个经济更加发达的国家，其GNP约为巴勒斯坦的20倍。以色列向巴勒斯坦人开放了就业市场，并在较小的程度上开放了商品出口市场，这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实际GNP大幅度增长中得到了反映，在1969—1979年间，其平均年增长率为30％。与此同时，私人投资占GDP的份额也从1969年的约14％增加到1979年的30％，实际私人投资的年增长率达到了25％。
虽然私人投资的增加看似明显，但它几乎全部用于居民建筑业。对建造居民区的投资平均占这一时期私人投资总额的85％；而对机器设备实际投资的年增长率还不到1％，从占GDP的大约10％下降到了5％。
私人投资集中于住宅建设和对机器设备投资的实际停滞表明，虽然投资的主要驱动力是经济增长，但这种投资几乎未能促进经济增长。“整合效应”最初形成的对经济的推动力已逐步减弱（其主要原因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向以色列较高工资就业部门转移的步伐放慢了），实际GNP的增长率在1980—1991年间下降到每年大约平均5％的水平。在此期间，私人投资实际上停滞了，每年的增长率还不到1％，而且依然严重倾斜于居民住宅的建设。
私人投资构成的失衡可以归结为若干个因素。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是，在西岸和加沙地带与以色列的贸易中缺乏平等竞争的环境：以色列可以不受限制地向西岸和加沙地带出口，但巴方向以色列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品就要受到限制。这在促进服务业的同时压制了西岸和加沙地带大部分生产基础（农业和工业）的发展。第二，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金融部门尚不健全，这就促使储蓄流向投资（如流向居民区建设），而这是可以自我融资或是由储户小组通过非正规渠道融资的，从而使储蓄远离对需要较长期风险资本的部门（如现代农业和工业）投资。第三，以色列当局很少支持私人投资，对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也不足；有利于私人投资的法律和规章环境尚未形成。第四，政局不稳的威胁进一步抑制了对生产部门的私人投资。
和平进程
90年代初签定的和平协议承诺，要营造一种放松或取消对私人投资进行限制的经济和政治环境。经济关系协议中设想的贸易体制拟鼓励西岸和加沙地带扩大生产基础 ，并将其重新定向于工农业出口商品的生产，逐步减轻对输出劳务的依赖。在私人投资者看来，该协议的一个诱人之处就是取消了对巴勒斯坦商品向以色列出口的大部分限制，这能增加工农业生产投资的盈利。协议还赋予巴勒斯坦人更大——但仍然有限 ——的灵活性来决定自身的进口政策，决定某些产品的关税结构和出口国——例如，那些使用从邻近阿拉伯国家进口的原材料和资本货物的国家，这些都对投资成本具有潜在的积极影响。
尽管有上述优点，但协议还是有一些局限性。除了确立进口政策的灵活性不足外 ，协议未能消除外贸方面的重大壁垒（尤其是没有出口通道的问题，如海岸和机场） ，也没有排除巴勒斯坦地区内的贸易障碍，尤其是西岸和加沙地带之间的贸易障碍。虽然对这些关键问题的研究要推迟到1996—
1999年的永久地位谈判日程安排之后，但它们终于摆到了桌面上，这又给人们带来了希望。除了预示会出现有利的贸易环境以外，1993年和1994年的协议还因排除了对私人投资的障碍
而有可能带来商业机会。第一，由于在以色列占领期间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银行不多，巴勒斯坦人家庭储蓄中的大部分都存放在海外的金融机构、通过非正规的国内金融渠道贮存，或是把现金密藏起来。贸易环境的改善和其他积极的变化很可能会随着协议的签定而到来，预计它们会导致对国内私人投资需求的猛增，为大量储蓄营建一个诱人的国内用途。第二，虽然有形基础设施在占领期间受到了严重破坏，从而使投资成本上升（尤其是运输成本），但由于公共投资计划的实施，这些成本有望下降。对公共投资计划，捐助国已作出大约12亿美元的承诺。最后，和平进程一开始就进展迅速，而且对重要经济领域的控制权已移交给巴勒斯坦自治当局，这些都表明政治和经济稳定性的前景已有所改善。
破灭的希望
私人投资并没有像预料的那样急剧增加，其主要原因是贸易环境极为恶劣。金融部门的薄弱，公共投资计划实施的迟缓，以及法律框架的不完备等，都使局势进一步恶化。
恶劣的贸易环境。考虑到外贸在巴勒斯坦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私人投资的盈利性极易受到外贸环境变化的破坏。1993年以来，进出西岸和加沙地带的货物和劳务一直要受到严格的安全控制措施制约，边界还数次因以色列发生安全事件后完全关闭，使巴勒斯坦人民处于闭关自守状态，因为在难以确定的时期内，他们除以色列以外几乎没有其他出口市场。
边界关闭具有双重影响：它压制了平均需求，驱使生产成本上升，同时又极大地增加了需求和成本的易变性。这种双重影响见图2所示，它描述了边界关闭在1996年和1997年对以色列输出劳工的影响。
对投资净现值的消极影响在出口部门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进口替代和非贸易货物部门，对净现值的下压压力因相对价格的变化而减轻了，变化的起因则是国内需求的转移，即国内需求偏好国内货物而不是进口货物。就是说，边界关闭降低了所有部门的盈利水平，对投资总量产生了消极影响，并使投资构成以改变各部门投资的相对盈利水平的方式从出口部门中转移了出来。
不完善的金融部门。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金融体系在协议签署之后迅速扩大了；储蓄基础从1993年初的不足5亿美元扩大到1997年底的大约19亿美元。然而，这些储蓄贷给国内私人部门的尚不足1／3。有些投资者信誉较好，也有前景好的项目，但常因金融部门中的机构性缺陷而无法获得银行信贷，或是发现信贷的成本过高。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呢？首先，关于投资者风险／收益概况的信息严重失实。其主要原因是，这个地区在25年多的时间里，实际上没有银行；众多的潜在借款者从本质上讲是微型企业，他们以前没有向银行借贷的经验；还有就是缺乏信贷评估和信用评级体系。第二，法律制度不鼓励在银行借贷中使用抵押物。第三，绝大多数银行储蓄为短期存款，且没有交易长期债务的二级市场，这些都增加了长期信贷的流动性风险。此外，股本市场原本是可以作为长期融资另一来源的，但由于私人投资需求的下降和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企业是小型家庭作坊这个事实，股本市场在西岸和加沙地带还没有发展起来。
实施公共投资项目的延误。使私人投资者倍感失望的是公共投资计划的缓慢进度 ：在捐赠国为1994至1997年公共项目投资承诺的12亿美元中，目前只拨付了6亿美元 。更重要的是，其中用于有形基础设施（特别是用于运输部门）的投资只占较少份额 。
法律制度不健全。占领期间的一系列法律条文是以混乱为特点的，它们预计会被逐步撤消，在自治开始之时，让位给透明的和辅助性的法律和规章框架。但是，到19 98年3月止的法律框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是投资法，它带来关于成本的大量不确定因素。这部法律还特别授予巴勒斯坦鼓励投资高公署很大的自行处置权，包括通过繁杂和定义不清的程序批准所有的投资项目。
如何应付？
应采取什么措施来扭转私人投资下降的局面，并降低投资在部门间配置的扭曲程度，来促进出口部门的发展呢？显而易见，要改善投资激励机制和实现投资更平衡的格局，一个关键就是稳定和开放外部贸易环境。关闭边界会产生极其消极的影响，其原因首先是它在业已虚弱的生产基础方面，在狭小的国内市场上以及在与非以色列市场脆弱的贸易联系等方面，直接影响了投资激励机制，其次是它转移了对其它严重阻碍私人投资于西岸和加沙地带因素的注意，并放慢了巴勒斯坦当局和捐赠国为消除这些障碍所作的努力。
改善贸易环境。考虑到和平进程的缓慢进展，早日开放边界的前景和打开出口市场是不太可能的。因此，要找出一些方式来使巴勒斯坦经济至少部分地脱离目前极具限制性的贸易环境。例如，通过与以色列当局达成特别安排，应能建立起自由贸易区和工业区，它们受安全控制措施的制约和贸易限制的约束应该较小。私人投资者应受益于比较有利的法规框架，它应能使人们比较容易地开发、管理和更快地实施捐赠国支持的公共投资项目，少受西岸和加沙地带信贷市场缺陷之害，因为这些项目起初主要是由外部私人资金资助的。应通过开发海港和机场，优先改善进入以色列以外市场的通道，应优先强化与约旦和埃及的运输联系，并通过建立西岸和加沙地带之间的安全通道，促进巴勒斯坦领土上的经济一体化。
加速执行公共投资计划。当存在着制约开放外部贸易环境的政治因素时，尤为重要的就是实施能削弱贸易制约因素影响的经济政策和机构建设措施。一个重要的即期目标是加速实施公共投资计划。巴勒斯坦当局最近制定了一份详细的发展计划，它为1998—2000年的公共投资提出了一个条理清晰的战略；捐赠国已表明承诺7．5亿美元来支持这个计划的意向。通过减轻由经常关闭边界所引起的扭曲，改善巴勒斯坦当局与捐赠国之间的协调工作，以及由计划实施当局在逐个项目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项目进展等方式，计划实施的步伐是可以加快的。
发展金融部门。目前急需消除信贷市场的不规范之处和发展金融机构。在这方面 ，正在实施若干个捐赠国项目，其中重大的有世界银行金融部门项目中的部分项目。 有些项目的目标是将捐赠国的资金导向银行，使其贷向长期投资项目，另一目标是建立若干笔基金，以使银行能为长期贷款提供再融资。这个项目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由国际金融公司（IFC）承担的，它以微型企业部门为目标；IFC将在帮助这些企业掌握申请贷款和向银行递交报告所需技巧的同时，协助银行筛选和监督向微型企业发放的贷款。在努力开发银行部门时，捐赠国应继续促进直接股本投资；最近的一个例子是IF C启动了和平技术基金，并为其提供了部分融资，基金的宗旨就是致力于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投资者的资金导向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中小型工业企业。同样有益的是为国内证券市场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尤其是符合国际惯例的规章框架体系，以及为企业建立全面的会计和审计标准。
强化法律框架。IMF和世界银行一直在与巴勒斯坦当局共同努力，强化投资者所需的法律和规章环境，尤其是制定了一部新的投资法，最近为立法当局所通过。同时 ，为了缓解投资者对法规框架体系稳定性的担忧，捐赠国正在建立私人投资担保信托基金——这个项目由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承办。基金将向投资者提供担保，主要是防止没收风险的担保和防止业主违约的担保。
但重要的是要强调，如果政府行为未被认为受到了新法规的制约，那么投资者也不会受到它们，尤其是那些影响私营部门活动的法规的影响。由于巴勒斯坦当局建立时间不长，投资者目前对根据什么因素来估计该当局今后干预私营部门活动的信息还很有限。为了减少不确定性，巴勒斯坦当局的重要工作是在法规框架内建立可靠的工作业绩记录，以及避免采取可能明显增加未来风险和对私营活动进行随意干预的措施 。
本文根据作者“在不确定因素影响下的私人对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投资”一文编写 ，它被编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经济：最新经验、前景和对私营部门发展的挑战》一书中，作者是Steven Barnett，Nur Calika，Dale Chua，Oussama Kanaan和Milan Z -avadjil（华盛顿：IMF，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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