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起来，由IMF贷款条件引发的困境具有某些不变的甚至是永恒的问题。但这个现象具有欺骗性。在90年代期间，一场旧话题的争论带来了新的和高度政治色彩的转折。目前关于IMF贷款条件的辩论中，有两个因素构成了IMF为其规划贷款规定的政策条件。首先一个因素是，那些不严格按照市场条件发放的贷款，即不根据信用状况发放的贷款以及特殊债券隐含着长期存在的和内在的困难。这场争论显然不仅影响到IMF，也影响到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所有贷款。其次的一个新因素是紧随着共产主义解体之后发生的戏剧性的政治变革而出现的。这些政治变革与全球通信革命和极大增长的金融相互依赖性（即众所周知的“全球化”的一系列问题）形成了巧合。
80年代初John Williamson的分析如今依然显得象当初一样的贴切：“最初主要出于借款国左翼成分的传统的批评是，IMF采取了一种教条的货币主义的做法，它对于借款国各自的状况麻木不仁，它把繁琐的条件强加于人，它在意识形态上偏向自由市场而歧视社会主义，以及它无视国家主权并使依附关系永久化。直到最近几年，IM F对于这样的批评仍未作出反应。IMF的冷漠态度似乎激怒了评论家……而且这种担忧甚至传到了美国国会。”
问题的起因
然而，这样一些问题并非仅仅存在于IMF的业务中。它们存在于使放贷满足于某种条件限制的一切尝试中。例如，1922年和1923年匈牙利和奥地利的国际联盟规划就出现了完全相同的问题，而且，对于这两个国家在国家主权问题上过于苛刻和带有侵略性的指责，精确地预示着随后而来的争论。那些战后多国哈布斯堡帝国瓦解而新产生的一些政治上非常脆弱的国家，强加于它们的外部控制既广泛又严酷，以致于构成了禁止其他国家制定类似规划的遏制因素。相反，在20年代中期，试图稳定自己货币的国家则转向了“政治色彩”较少的资本市场；其结果是，作为一个一般原则，多国联盟的条件具有相反的效果。反对多国联盟做法的行动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些缔造者，特别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渴望建立一个更加自动化的基金组织。但是，被凯恩斯用一个令人难忘的短语称为“象祖母般慈爱”的条件原则本身很快就显示出了在这个新机构的放贷业务中的重要性。
由于下述原因，60年代，尤其是在70年代，条件限制成为IMF的一个越来越敏感的问题。第一，由于份额没有随世界贸易的急剧扩张而增加（见图），这就要求与份额相关的贷款增加到较高的水平，最终导致条件限制的增加。第二，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资本市场的扩张提供了另一可选择的资本来源。结果是 ，IMF的条件仅适用于某些债务国，各国从IMF“毕业”的观念变得益愈盛行。但是在此，市场的变幻莫测很快引发了一些不愉快的出人预料的事件。在1982年爆发债务危机之前，财政大臣和银行家们坚信IMF与除最贫穷国家之外的其他所有国家毫不相干 。在1997年亚洲危机爆发之前，类似的信念还支配着市场。第三，为避免规划出现意外的结果，条件限制变得更加复杂。例如，原先由于强大的政治和市民界院外活动集团施加的压力，财务状况通常导致政府投资的大幅度削减，但政府消费下降幅度却极小，结果是经济前景恶化了。于是，各项规划开始细化公共开支的构成——如公共部门支出准则、投资水平等等。活动范围如此扩大不可避免地把IMF带入了政治领域。
准则
这些问题仅仅在条件准则中被部分提及，该准则于1997年由IMF执行董事会批准 。IMF规划中所确定的业绩标准应尽可能地少：准则第九条阐明了这些标准应该“通常限于（1）宏观经济变量和（2）应是贯彻条款（即IMF协定条款，或称宪章）的具体条文，或是执行根据这些条款所采取的政策所必须的。”“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即当由于它们的宏观经济影响，这些标准对于成员国规划的有效性很重要的时候”，这些业绩标准才应与其他变量有关。但是在实践中，宏观经济影响的概念既模糊又很有包容性。
为保证宏观经济标准受到关注而对额外（“例外”）的细节进行详尽阐述，不可避免地把IMF卷入到国内的政治争论中。IMF规划的存在方式出现在IMF官员与国家行政工作人员和政治家之间的讨论中。没有后者的合作和参与，一个国家的规划就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但是官员们通常发现，要让他们的同胞信服这一点非常困难。所以，有时他们采用对外部压力进行辩论的方法来使规划免遭批评或引起国内的政治论争。
对于应在多大程度上使用这种转移政治责任以增强或削弱国内政治稳定的做法是有争议的。我们可以找到这场辩论两个方面的例子——一方面是表明依赖于外部原则来巩固政府当局的例子，另一方面是表明如何使政治上的负责行为受到侵蚀的例子。二战之后德国和日本的重建曾是IMF1956－1963年间各项活动的概念化模式，此时Per Jacobsson任IMF的常务董事；毫无疑问，由于起初伴随着自由化而来的经济困难而对结盟的政策和军事当局的指责，使软弱和不断受攻击的政治结构得以摆脱公众对它的过高要求，并且大大加速了经济复苏。1948年德国的货币改革和1949年日本的金融改革（道奇计划）起初并不受欢迎，只是在拖延了很长时间以后，其巨大的利益才显现出来。同时，把执政当局作为强行实施政治稳定的一种仁慈的专政者，这对经济改革者来说是大有助益的。软弱的政府似乎可以借口必须对付来自外部的其他压力，以此减少各利益集团和政治党派所施加的国内压力。在60年代期间，IMF已变得习惯于这种被作为外部代人受过者或替罪羊来使用的方式。在70年代，甚至象英国这样很强盛的国家也看到了IMF在这方面的价值。
IMF不断改变的作用
只要IMF依然象在布雷顿森林创建时那样是一个不干涉国家主权的机构，这一观点就会继续存在下去。IMF汇兑与贸易关系部前任副部长C．David Finch明晰地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说，IMF“并非是要对社会及政治优先重点的确定进行指导，其表决制度的设计也并非为了在监督非经济性质的优先重点时提供道德依据。在作为调整进程的促进者时，如果要使IMF有效率的话，其功能就必须保持纯技术性。为达到这一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即一个国家的当局是判断其社会和政治优先重点的唯一法官。”
在90年代，IMF的这一观点以及IMF的作用出现了重大变化。从大的方面讲，这是对共产主义解体和政治与经济改革之间的联系作出的反映。在80年代，许多政治科学家认为经济改革更易于由专制的制度来推行。中欧的历史更是完全扭转了人们对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之间联系的认识。取而代之的观念是，只有其政府是由全面合法性维系的国家，才能够承受与调整相伴随的痛苦。
这一变化对IMF条件的概念产生了影响。如果一个仁慈的当局强行实施经济改革的余地甚少，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对赋予IMF的传统意义上的作用提出了疑问。相反地，“所有制”成了问题的核心。
新共识
中央计划经济的解体或向市场的转移（如中国），是对新的经济政策达成共识的最后阶段，它经常而且错误地被误称为“华盛顿的一致意见”。其结果是，在政治前景和经济秩序方面的同质性日益增加了。的确，一个重要的见解认为二者是息息相关的：即经济效率依赖于一个正常运作的文明社会、法律规则和对私有财产的尊重。
冷战后的世界具有不尽相同的政治。再也没有东西方相对峙的阵容了，在对峙的阵容下，支持西方的政权，不管其效率水平、能力和诚实性如何，都自然地得到支持 。相反，国际社会正在采取更多的干预主义立场，即更热衷于把经济和政治变化联系起来的逻辑。结果是，一些国家被迫加快了实施经济改革的步伐（如埃及，该国直到90年代初期还大力抵制实行自由化）；其他国家的政治秩序解体了（蒙博托领导的扎伊尔的崩溃和失败）；另外一些国家则沦为国际弃儿。在此方面最显著的变化是，人们再也不能接受国内政治上的低效率、腐败或压迫了。
管理问题
新政治环境最明显的产物便是布雷顿森林机构对于“管理”的关注。1997年8月 ，IMF执行董事会公布的一套新准则指示其职员，在政策咨询中，IMF“已经协助其成员国建立各种制度，以对制定特殊决策、寻租和个人或组织机构令人不满和不公平待遇的范围加以限制。”IMF认为“在成员国中寻找关于政治形势的信息，把它作为判断政策实施前景的基本因素是合法的。”同时，这些准则也保留了布雷顿森林的非政治性观点，即要求IMF的判断不受“一国政治制度性质”的影响。具体而言，在认识到显而易见的危险后，准则规定“IMF不应该代表一个成员国去影响另一个国家的政治取向或行为”。
在1996年到1997年间的许多高层次决策中，IMF就已经表现出了对管理的兴趣。IMF的条件已将四个全新的领域提到了前列。第一是在冷战时期IMF一直都没有明确讨论过的军费开支问题。而自从1993年以来，在IMF《世界经济展望》的报告中，它被作为资源配置不当的一个重要问题加以讨论。在一些案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的案例中，这一问题成为IMF讨论的要素。第二，在非洲和印度尼西亚 ，腐败问题被明确提及。第三，还提到了民主，尽管在IMF的《协定条款》（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条款不同）中并没有提及。第四，尤其是作为对亚洲经济危机的反应 ，一篇评论文章对特点作了详尽阐述，这些特点原先被看作亚洲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 ，即“信任”或“强大的非正式网络”的概念，它们现在被重新称为“虚假资本主义 ”而受到指责。这一批评与人们对腐败的抨击有关，并且作为解决办法，“为私营部门的活动确定了一个稳定的和透明的监管环境”。
过去对人权问题是要加以考虑的：在波兰，在强制执行军管法和拘留持不同政见者后，其成员国的申请在80年代被搁置起来；抑或更不起眼更加微妙的是80年代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它被抨击为低效率的劳工管理方法。但是90年代中后期对政治问题讨论的规模则是新奇的。就经济实践达成的新共识和它所帮助建立起的新的世界政治秩序，直接导致IMF逐渐扩展到了这些领域。但是这反映出一些更加深层的原因——全世界人民日益共同认识到，与某些具有腐败、寻租和军国主义倾向的政府相比较，世界经济和世界性机构可能是各种权利和财产的更好保障。经济改革和铲除腐败的政府是高效率的市场运作和更强的社会公正性的前提。一些评论家把这两种结果想象成对立的，其实远非如此，它们具有互补性。
新的挑战
新方法将为全球带来更多的繁荣和稳定。IMF可以通过帮助向市场提供更好的信息、保证有更大的透明度和限制金融危机的不合理破坏性的方法，来帮助市场更加有效运行。但是，IMF能在多大程度上“不偏不倚”地对待其所有成员国就是一个问题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与批评相对应的政治方面的，这一批评是由IMF经济规划部门的Paul Volcker提出的：“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一个贫穷软弱的国家磋商时，是这个国家在与IMF保持一致。当它与一个强大的国家磋商时，是它在与大国保持一致。当大国之间发生冲突时，基金组织就会远离战线。”对于象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这样的小国，或者甚至象巴基斯坦或尼日利亚这样一些政治上孤立的国家，国际机构就较容易对其军费开支、腐败现象和不民主做法方面的问题提出指责。但是，对于拥有较大军事和经济潜力的大国，比如对中国和俄罗斯，要这样做可能就很难，并会引起争论。在国内政治中，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必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俄罗斯，对国际机构的这类批评是由象Grigory Yavlinksy这样的反对派政治家提出的。他们解释说，由一个勉为其难的国际社会来指出俄罗斯改革计划的问题和缺陷，大大有助于反对腐败和从外部来强制推行改革。而在其他情况下，这可能被解释为公然把西方价值观强加于人，以期压制甚至削弱潜在的竞争者的行径（这是经常出现的批评之辞，例如由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迈哈麦德提出的批评）。
第二，IMF的机构实施能力也存在问题。最近的一些规划和声明也涉及经济组织的这类问题，例如，解散卡特尔、改进会计实务和实行银行监管等。一方面，组织和结构缺陷带来的宏观经济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些缺陷受到了IMF的批评。另一方面 ，要纠正这些缺陷就会把IMF卷入一些全新的领域，IMF在这些领域先前并没有专业知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财务和就中央银行政策提供建议方面虽然很有经验，但是在金融部门广泛的改革或会计职业方面却没有经验。为保证有更大的透明度而重新详细调整公司资产负债表——这碰巧也是许多工业国的问题——这样一些细节工作对于私营部门的顾问和会计师比对国际机构更加合适。总之，利益的直接受益者将是实行改革的公司。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危险的势头存在于不断增加新的期望这一过程之中。美国国会对IMF份额增加的讨论部分地涉及到IMF的规划是否应与环境和劳动标准相联系。IMF的许多成员国自然地感到，经济改革规划必须对人们关注的社会和人文方面的问题作出回应。但是这样的议事日程如果太满，可能会产生一个期望的陷阱。IMF越是希望扩大其使命，人们期望它做的事就越多，从而为不辜负这些要求，IMF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更大的挑战。IMF有必要抵制机构无限制的扩大，以保证其使命是有限制的、界定清晰的，并要经得住对结果的注重实际的评价。
参考资料：
John Williamson编，1983年，《IMF的条件》（华盛顿：国际经济学院）。
C．David Finch，1983年，《IMF的条件》之“政策调整与条件”，John Williamson编（华盛顿：国际经济学院）。
米歇尔·康德苏，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良好的管理”，致《国际透明度》，巴黎，1月21日。
LouisW．Pauly，1996年，“国家联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示”《国际金融》论文第201号（普林斯顿大学：国际金融部，12月）。
Paul A. Volcker和Toyoo Gyohten3, 1992年， 《改变中的命运：世界货币及其对美国领导地位的威胁》（纽约：时代书刊）。
【附】
“IMF规划的存在方式出现在IMF官员与国家行政工作人员和政治家之间的讨论中。”
“新的方法将为全球带来更多的繁荣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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