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经30多年内向型的贸易与外国投资政策以后，中国在1979年改变了航程，实施开放政策。自那时起，在过去的15年中，中国逐步然而是坚定不移地使其贸易和外国投资体制自由化。这种自由化的结果是GDP和对外贸易的大量增长。1980—1990年间，GDP 年增长率为9．5％，而出口年增长率达到11％（这比世界贸易增长速度高1倍多），进口年增长率达到9．8％。最近的1992及1993年，GDP年增长率达到13％，出口年增长率达到13％，进口年增长率达到27％。
导致这种奇迹般增长的主要贸易与外国投资政策是什么呢？其他转轨中国家从中国的经验中能汲取什么教训呢？（见专栏。）虽然本研究的主题是对外政策，但重要的是应记住，促进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对中国的外向型战略是极大的补充。这些企业由城市地区的当地政府或乡镇所有，它们在经营中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而且在利用外向型战略方面也非常成功。
促进“出口文化”
在对外政策方面，导致中国取得成功有以下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央政府积极推进出口战略，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以及香港和台湾投资者的存在，它们要寻找廉价的劳动力。在开始实施开放政策之后，中央政府采用了一系列促进“出口文化”的手段：确定地区和部门目标，开放的外国投资体制，及对用于出口的投入物的免税等。
地区目标。中国建立了所谓的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与其他地区相比，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中的经济活动 （制造业、银行业、进出口及外国投资）享有更加自由的环境。这些经济特区成为国内外投资的中心，而且在香港和台湾企业家的促进下使得中国发展了与世界市场的联系。
早先这类经济特区数量较少，它们都在广东和福建两省，但后来经济特区的许多特征被扩展到其他城市。与其他地区相比，经济特区有两点不同。首先，在投资、定价、税收、住房、劳动力和土地管理政策上，经济特区享有相当大的管理自主权。大多数外国投资都可以在当地批准。其次，经济特区可以为投资者提供许多经济优惠措施，这是内陆省份所不具备的。中国的企业税税率，外资企业为33％，国有企业为55％，而对经济特区的所有企业均为15％。用于出口或在经济特区内销售的进口投入物免征进口税和其他间接税。此外，经济特区对外资企业的免税期限也非常慷慨。根据投资额、技术状况和项目持续期，免税期限最长可达5年。
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发展迅速。1979年，广东省的3个经济特区只是几个小渔村，几乎没有工业活动。到80年代末，它们已发展成为现代化都市。1990年，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占已实现总投资的52％及总出口的一半以上。1985—1990年间，广东和福建的工业产出年增长率达到16—17％，而同期其他地区为6％。
部门目标。中国还以某些部门作为出口的目标，包括轻工产品、纺织、机械和电子产品。部门目标最重要的工具是出口产品网络及较高的外汇留成权利，前者的目的是促进目标工业中先进企业的出口。
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创立了出口产品网络。最先受益的产业是机械和电子产品，但出口产品网络也延伸至轻工产品、纺织及农副产品。最近中国还采取措施，将出口导向型农业企业包括在出口产品网络之中。1990年5月，193家乡镇企业被挑选参与出口产品网络。
出口外汇留成权由中央和省级政府分享。对于目标部门而言，外汇留成权的分配更有利于省级政府及外贸公司，它们占 中国出口额的80％以上。在轻工业品、工艺品和针织品方面，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分成比例是20：80。同样，在机械和电子产品方面，对于在限额以内的出口品，二者的比例是35：65。虽然中国近期修订了留成权利，但有利于外贸公司的倾向依然保留下来了。
就现有数据而言，很难判断部门目标对出口的影响，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范围太广。1985年以后，纺织和轻工产品在总出口额中的比重确实大幅度增加了，但它对机械部门的影响就不那么清楚。不过从总体上看，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比重在80年代后半期上升了。1982年，重工业产品占出口额的47．5％，轻工业产品占37．6％。到1989年，这一比率分别变为31．9％和52．9％。
自由的外国投资体制。中国取得令人惊奇的出口业绩还与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有关（见图）。吸引外国投资者到中国去的因素至少有3点。
首先，中国制订了政策和程序以促进外国投资。外国投资额在25％以上的企业就可算是合资企业，就有条件享受各种税收优惠措施。同时，外国股本投资可以达到100％，而且没有下限。对于部门选择的限制尽可能地减少；任何部门或其他的促进措施，都会采用附加的优惠措施这种形式。因此，合资企业从高技术企业到消费品、服务业和原材料等企业应有尽有。在一些大的开放城市如上海，3000万美元以内的外国投资项目可由当地政府批准。小一些的开放城市这一限额为1000万美元，而其他城市则为300万美元。这种自主权极大地简化了批准程序。
其次，合资企业的就业、工资和定价政策灵活。合资企业可以以合同为基础自由地雇用工人。雇员受到警告、削减工资及解雇的制约。除了少数类型产品价格由国家制订外，合资企业可自由制订价格。
最后，合资企业可以享受在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尤为慷慨的其他优惠措施，它们包括：
●不用向雇员支付国家规定的补贴；
●优先获得中国银行贷款；
●对汇往国外的利润免征税收；
●企业所得税免税期限长；
●对于再投资于出口导向型或技术先进项目的利润还有另外的税收优惠；
●土地使用费低，在利用公共设施及交通通信设施方面有优先权。
1986年以后，出口导向型企业和技术先进项目还可获得其他的优惠待遇。
关税减免。对用于出口品的进口投入物，中国也建立了完善的关税减免制度。根据这些规定，享受优惠关税条件的进口比例从1988年的35％上升到1991年的50％。这些规定实施于1984年以后，它们在扩大中国的出口中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优惠进口安排有关的出口总额占中国制成品出口的64％，在1988至1991年间翻了一番。
与香港的联系
中国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与香港的联系”。在80年代中期，由于香港本地工资上升较快，受内地劳动力低成本的吸引，香港企业家开始将制造企业转至中国内地。这种联系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急需的资本，而且还带来了新技术、现代管理实践及与世界市场的重要联系。目前，中国出口货物的一半以上是由香港经手的。到1992年中国实现的450亿美元的累计外国投资承诺额中，有70％来自于香港，而且此类投资的绝大部分投入了出口导向型合资企业。广东省出口产品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香港的企业监管的。加工业务主要也是和提供原材料的香港合作者共同完成的。前由香港出口的许多项目，尤其是玩具和服装，目前由广东出口。
地方政策
中国的经济体制是高度分权化的，政策实施主要在省级政府的控制之下。因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省份，省政府和地方官员一般都深深涉身于发展进程，尤其是出口推动的进程之中。除了他们在促进外国投资中发挥的作用以外，地方政府推动出口还有许多方式。
中央政府只对有限的项目或在有限的出口量中制订强制性的指标或出口额度。但是在有些省份，比如江苏，出口额度体制却是更加精确地制定出来的。此外，利用其垄断权力，外贸公司可以比国内价格低得多的价格购买商品，因而使其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竞争力。
在中央政府的指导原则之内，各省级政府将直接出口权扩大至企业。不过，由于标准比较严格，企业未能如预期那样快地获得这些权利。中国的出口中只有5％是由享有直接出口权的企业生产的。
在中央政府的指导原则之内，各省、市政府可以决定进口原材料的分配，其方法是，将当地留成外汇收入在企业、集体和乡镇企业间的不同部门进行分配。通过为出口导向型企业提供诸如电力等关键投入物，省市政府还间接地补贴出口。其他的刺激措施是为管理人员和雇员提供更高的奖金，奖金根据出口业绩来确定。最后，地方政府在外贸公司与各企业间建立合资企业以促进出口。在“七五”计划期，仅无锡市就建立了160家此类合资企业。该市计划在“八五”期间再建立200家此类合资企业。
主要经验
从中国的经验中学习到的最重要的经验也许是，出口是GDP高速增长的关键。这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省、新加坡和泰国的经验是一致的。而成功的出口扩展则依赖于政策配套，这种政策应明确无误地表明一种信息：国家的优先目标是出口导向型活动，而不是保护与进口竞争的产业。
中国从其政策改革所传达的清楚信息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一旦改革进程开始启动，人们基本上不用怀疑共走向。尽管偶尔会有反复，但各省政府及企业（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作国有企业）都确信，中国终将走向出口导向型体制。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几乎所有的政策都是高度扭曲性的，地区目标，总体上对外国投资的优惠待遇，尤其是对出口部门的优惠待遇，以及歧视性的外汇留成权等，都是如此。但是，它们综合在一起却给出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国家决心将经济从进口替代型转向出口推动型。
【专栏】
印度能从中国的经验中获益吗？
从实践性而言，中国模式对于东欧或前苏联国家并不太适用。这些国家基本上放弃了计划模式，而这仍是中国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中国经验最有实用价值的国家是印度。这两国都是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大。它们几乎在同一时间开始其发展进程，都强调自力更生。两国都越来越依靠进口替代政策，结果导致了高度资本密集型的生产结构。中国在1979年改变了进程，而具有一定自由化基础的印度没有这样做。从各方面来看，印度在1991年时所处的状况与中国1979年时差不多。印度1991年贸易与GDP的比率与中国1979年的比率一样，进口和投资控制严格，国内货币高估。
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不过即便是对印度而言，能从中国学习的经验也是有限的。除了两国政治制度明显不同之外，还有许多原因。首先，中国的方法是高度干预主义的。如果政府能实施“正确”的干预措施，这一方法是可以成功的，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就是这样。过去四、五十年来印度在此方面的经验并不令人感到鼓舞。其次，与中国相比，印度经济已更接近于市场经济。比如，在中国，出口目标和外汇合同有助于创造有利于出口的风气；而在印度，这却是不受欢迎的，也是行不通的。同样，印度私人部门发挥的作用要大得多，它已经实施了中国正在实施的许多改革。比如在外汇方面，中国是一种多重汇率体制，它的外汇市场不是根据市场经济的原则来组织的。而印度已基本实现经常帐户的可兑换性，其外汇市场是根据现代原则来组织的。
那么，印度能从中国学习什么呢？
●根据中国经济特区的原则建立一个自由的、灵活的环境，将会促进更多的外国投资。跟中国一样，先在一小部分城市如孟买、班加罗尔、科钦和马德拉斯实行，可以授予当地政府批准限额以内外国投资的全权。最重要的是，进出特区的规则应当更加灵活。由于这些特区只在少量地区实行，因而即使创立特区需要经过新的立法，但其所需的政治认同相对而言就易于获得。开放区的最终成功将会促进更广泛的政治认同。目前印度确实有几个出口加工区。但这些开放区的地理范围太小，不能使自由政策完全发挥功效，也不能使开放区成为投资活动的中心。
●通过让地方政府参与发展进程，从而提供基础设施服务，这是很重要的。在中国的高速增长省份，当地政府尤其是市长深深参与了发展进程。他们尽力保证投资者能迅速获得土地使用许可证、足够的电力和供水，并享用必要的基础设施。在印度，到目前为止，改革的热情似乎还没有影响到各级政府，在这方面中央政府似乎必须得一马当先，要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如果国家与地方机构不能很好地合作，那么中央政府实施的刺激机制和改革就会劳而无功。
●生产结构应该向劳动力更加密集型产业转移。与中国及东亚其他快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印度的资本货物在总进口中的比重较小。再加上印度进口占GDP的比率也较小，这说明，与中国和其他类似国家相比，印度生产资本货物的程度要高得多。
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同样经历过这种问题，并实施了一些政策来改变生产结构，使之向劳动密集型产品转移。这种战略的重要部分在于，它以一些部门尤其是以出口为目标。不过对印度而言，遵循这种思路也许是不明智的。由于印度的改革采取的是总体上中性而且以规则为基础的方法，因而对印度来说，依赖于标准的贸易政策工具，尤其是关税结构，也许是最好的方法。最近它降低了资本货物的关税，这会有助于使印度经济转向劳动力更加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中。印度现在所必须进行的是阻止可能扭转这种政策影响的一些政策，尤具是必须进行劳动力市场改革。除作潜在的投资者们确信，他们能在不用担心周期性的劳动力争端的情况下长年经营其产业，否则印度就不可能利用其低工资的优势。近年来，投资者选择使用高度资本密集型技术，就隐含着这种担心。
●中国对流水线作业采取关税减免，加上海关迅速处理进口投入物及原材料，这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印度有对出口商的关税减免措施，但如能改善行政职能，加快海关处理物品的速度，将会有助于增加出口。一些依赖于出口退税的小出口商在获取国外的投入物及退税时往往时间滞后了。在这方面的改进也是必须的。
●中国欢迎所有的外国投资，不论其产品是面向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绝大多数优惠措施都提供给外国投资者，这些措施有税收减免期、低土地使用费及劳动力的灵活性等。对于出口导向型合资企业，中国还提供另外的优惠措施。关于这方面的经验是，不要因为害怕外国投资中某种类型的逃税现象而设置各种障碍。事实上， 如果要建立一种有利于出口导向型外国投资的体制，那么就应该通过积极的刺激措施来完成它。对外国投资强加各种障碍，只能混淆印度正在发出的开放信号。
●最后一点是关于“与香港联系”的重要性。就印度而言，它不邻近像香港和中国台湾省等经济充满活力的地区。因而，印度人最应做的工作是，通过与在香港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印度人的文化联系来吸引投资。尽管这明显是应当做的工作，不过印度还应当依赖于更广泛的外国投资者。有人会认为，为了应付东亚的挑战，美国和欧洲的投资者将愈来愈要寻求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印度具有大量相对便宜的、无技术到具有中等技术的劳动力，显而易见它是符合这一条件的。而且，印度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也是西方投资者所熟悉的。印度所需要的是更加开放的政策、更大的公开件及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如果实现了这些口标，那么到21世纪，印度将成为向美国和欧洲联盟出口商品的主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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